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72节
“第二是帮助熨平经济发展中的波峰波谷。西方开始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是以政府负债的方式，增加政府可运用的资本金，投资公用事业和进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增强整体经济的活力，避免经济危机下私人投资大幅度下降，所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但后果也很严重，那就是政府大量负债，信用下降。”
“在某些时候，为了刺激经济，我们也会采用政府负债增加投资的方法，但我们的国家理财体系，就为我们准备了第二个手段，也就是驱动这些国家控制的战略性企业，以其资本扩大投资，带动社会经济活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
“第三是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帮助国家建设长期的低税环境。大家知道，税收高了，私人是肯定不愿意投资的，就算公有制企业，经营的难度也会大大提升。一个能够刺激经济高速成长的社会，必然是低税率的。”
“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抗日战争一天天在逼近，我们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包括财政。但是等到我们建国后，实现了全国的和平发展，我们就要努力实现一个低税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动员全社会的资本踊跃投资、踊跃流通，从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但是，政府不能没有税收，税收低了，我们就没办法建设强大的军队，没办法集中力量干大事，这是一对显著的矛盾。”
“国家理财体系，就可以帮助减缓这一对矛盾，公有市场的收益，就可以降低国家对税收或者国债的依赖。说白了，我们就是用战略性资产的经营收益，去补充低税率带来的税收损失，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
李思华在讲座上讲到这里的时候，台下交头接耳，同志们有点激动。李思华的思路，让他们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陈云提问：“李书记所说的要经营战略性资产，是指我们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吗？”
李思华笑着说：“这是一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当然属于这个国家理财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土地资产。”
“有土斯有财，几乎在所有国家，土地都是最重要的资产。在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是私有的，谈不上国家经营。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是国有制，这就是最重要、规模最庞大的资产。”
“大家知道，我们在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下，对于房地产，主体实施的是组屋政策，土地几乎是零成本供给的，谈不上资本，这是我们提供给底层人民的福利。”
“但是房地产并不止于组屋。既然我们允许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经营和发展，未来必然有很多新富人产生，我们的政策，也只不过限制了不能产生巨富阶层，但没有限制小富阶层的产生。”
“这些合法的新富阶层，他们的财富也相当于普通人的数十倍乃至近百倍。这些财富，也必须有消费的出口。”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为组屋之外的商品房，搭建起一个房地产市场。他们不满足于组屋这样大众化的居住，那就让他们去购买高价的商品房。这些商品房，其基础就是市场化的土地价格。除了房地产，其它还包括商业和私人工厂用地等方面的土地需求。”
“通过商业化土地的市场化出让，从国家的角度，我们的地方政府，就能够从市场上回收大量资本，用来补充地方财政的不足。”
“或许，土地财政，才是第二财政；而其它战略性资产的收益，则是第三财政。”
台下开始热烈地讨论。邓小平说道：“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关注商业房地产的发展，因为利益更大。”
李思华赞许地点头，说道：“是的，商业房地产有很多弊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只能是扬长避短。”她接着解释。
“按照组屋政策，地方政府通过销售组屋，也能获得很大一块利益，不过是销售差价的利益，所以基本上，地方政府仍然有利益上的积极性。而商业房地产，销售差价的利益是归属于商业房地产公司的，地方政府获得的是土地出让的利益。”
“相对而言，出让土地更简单，收益更高，所以地方政府必然有很高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央调控。”
“一是建屋管理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所使用的土地，组屋建筑，以及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是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运行。地方政府只不过收到了组屋销售的利润而已。二是商业房地产，每年使用的土地规模和出让价格，必须经过中央土地部门的审核，按照财政的需求进行总量控制。”
邓小平接着又说：“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将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的收入，进行明智的投资或者提供人民以福利？”
李思华的神色严峻起来，说道：“这正是关键所在。很多地方干部的素质并不高，一定有一些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之徒，他们不会顾忌人民的利益，脑子里只有对使用权力的快感和利益。我们只所以要建立独立的、庞大的调查体系，以及监管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有的地方主要干部，会把城市修得花团锦簇，其实城市的居民贫困的很多，而城市的财政，其实很不健康，就靠卖地而延续。对于这样的主官，党纪国法，正为此辈所设！”
“我们对地方主要干部政绩的考核，既不是gdp的增长率，也不是去看市容市貌，这都是基本的工作要求。我们核心要考核的，其实就是城市和乡寨的真实增长，可持续性的增长。有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产业链，地方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当地企业经营的状况，人民群众对当地政府的意见，这些才是考核的核心要素。”
“否则，就会有一些干部投机取巧，例如大量发行地方债，进行超前的城市建设，搞得财政都要破产；例如拼命引进那些不适合本地区的所谓大项目，为自己脸上争光，认为那是政绩；例如擅自降低薪资标准、环保标准，为不良企业保驾护航等等。”
“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戴着镣铐跳舞，习惯于在监督和调查下工作，而不是独断专行。有些领导干部，整天就想着自己一支笔的权力，不要组织监督，大事小事一言而决，何其畅快，做他的春秋大梦！”
台下一片肃然，安静得像是掉一枚针，都能听得到。
“最近，我就听到了所谓从下面各层领导干部传来的怨言，抱怨监督和调查太多，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她冷冷地一笑：“何其荒谬！如果自己的决策是合理的，监督和调查部门，即使有疑问，也能得到上级的理解。不就是嫌别人，影响了自己使用权力的快感吗？因为有监督和调查，所以他们不能放手去滥用权力，没有旧时代官老爷的威风。”
“所以我们要求组织部门，对于此类干部，一律撤销职务，党内警告。组织会给他们一次机会，去参与管理建设好一个乡寨，同样要接受监督和调查。要是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不愿意做，那就退出革命队伍吧。”
“在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资本的使用上，中央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总的原则，是在保障地方建设为主的基础上，要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改善民生、扶助弱小、精准扶贫。”
“所以我们的国家理财系统，是未来财政之外，第二个重要的资本系统，中央将建立国家理财中心，总揽这方面的管理和运营。”
“所有包括第二和第三财政在内的收入，我们正在拟定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我们可以简单地由中央获得所有收入，然后再分配给各地方使用。但这显然不是高明的办法，会造成无数的弊端，也会大大地影响很多地方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将采取分税制，地方努力发展经济的成果越多，按照分税比例获得的税收也就越多，地方也就越有发展的资本。”
“中央、地方和企业，这是一个三维关系，是未来新中国经济体系的主体，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央和地方，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主体的职责，不仅是社会管理，还是资本运营者。明晰和完善这个三维关系，关系到我们发展经济的大局，关系到新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我们所有从事经济和财政工作的同志，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我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来必然是一种‘战略中央，竞争地方’的经济关系。中央进行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的管理和运营，地方政府则各显神通，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地方与地方之间，必然会存在某些产业的竞争，因此还要区分良性的和恶性的地方保护主义，既要维护地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建设完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很多产业，最终会溢出一个地方，而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
“例如消费品里面的啤酒，难道我们让每个县域，都设立一个啤酒厂？那就是巨大浪费的玩笑了，最终只能是全国都只剩下几个或者十几个啤酒大企业，只有这样的规模经济，才是这样产业的最终归宿。”
“然而，例如某地有一种特色的工艺品，是当地很多群众赖以为生的产业。我们就要谨慎，假设外地某个地方，觉得自己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在这个方面竞争，超过原产地，结果组织了这个产业的生产，打倒了原产地的产业，这就是内耗，是无意义的扩张。”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仔细鉴别，是计委基于经济调查部门调研结果的重要职责，他们需要进行全国性或者全省性的产业协调。不能让每个城市或者县域，都去追求少数几种的热门产业。”
李思华说完关于国家理财体系的问题，话锋一转，说道：
“借着今天这个讲座，我要批评近期在党内和政府中出现的一个现象。”
“革命的原则、政策方针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党的铁律。有的同志，怵于斗争，精于调和，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他们碰到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总是怕得罪人，总是喜欢做好人，于是和稀泥，不能坚持原则。以团结同志、团结民主人士的名义，放任党的路线和政策被破坏。”
场内所有人员神情都严肃无比，仿佛一场风暴在降临。
“这些人的人缘，当然因此而好得很，可是党需要这样好人缘的同志吗？我一向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个六七成的同志夸奖他，那是正常的。而超过七八成，甚至没有人说他不好，那这个领导干部，就一定有问题。”
陈云、邓小平神情极为严肃，因为他们知道李力胜同志，很可能是针对他们说的。那个“团结民主人士”当然是有所指。
“如果不敢斗争，不敢得罪人，总是想用调和的手段，用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轻易的妥协，那我们还革命干什么？”
“为什么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如此轻松地付出？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就像以前我们批评过的所谓民族自治。光明的口号下，牺牲的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是中华苗裔的底层利益。这些利益可以轻易地送出，只要交换得到别人的尊崇和一些好话，明明是懒政和对民族利益的不在乎，却还能在一些不知道底细的同志那里，落下手腕灵活能干事的好名声。”
陈云和邓小平都有些坐不住了，李力胜的批评极为严厉，性质升级了。
“我们的手腕尽可以灵活，语言尽可以委婉，但棉里要藏着针，这针，就是我们的原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灵活性，都可以调和的。”
李思华没有继续说下去，讲座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了。
李思华的“借题发挥”，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央。
主席专门找了李思华，她确实对周恩来和陈云这一系，最近做的一件事极为恼火。
部队在川边，抓了一个刘文辉和刘湘的亲戚，此人表面上是一个与藏区贸易的商人，实际上兼职做奴隶贩子，解放前有一些破产的农民，被他卖到了藏区。刘文辉和刘湘求情到陈云和邓小平处，他们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后，没有对此人进行详细调查，就释放了这个家伙。
有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妥，按照已经制定的规则，此人已经证实携带鸦片，触犯了刑律，而且按照新的司法调查程序，是必须搞清楚他所谓的贸易，到底是什么的。所以汇报到了李思华处，她也很不满，安排了专门调查，结果是个奴隶贩子，气得她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所以才有今天讲座的“借题发挥”。
没有参加讲座的周恩来，也觉得很尴尬，事后他专门找到李思华，诚恳地对自己的原则性不强而道歉，李思华最后说了一句：“严肃处理，下不为例！”
接下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背了党内的纪律警告处分，党内肃然。李思华还专门派人找到刘湘和刘文辉，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撤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咨议职位。
经此一事，李思华对于所谓的“民主人士”，内心更为警惕，十年后的一场风暴，也算是肇因于此。
第119章 雅利安人的支持
5月的一天，美国纽约。
帝国大厦的一间办公室内，唐干林和林景宗两人，正在交谈。
林景宗是西华在美国金融小组的实际负责人，1929年李思华就招募了他，并将他发展成为党员。他是纽约大学的会计系毕业，对于这座城市算得上是熟悉无比。
经过金融小组6年的历练，这个当年青涩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一名标准的纽约“金融精英”，清秀的脸上满是沉稳的表情，他不仅管理着金融小组，事实上也是唐干林在美国的主要助手之一，还参与了很多情报机构的事项。
帝国大厦刚刚建成4年，看上去还非常的新，仰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在纽约也算得上首屈一指的高楼，1935年，正是美国大萧条后最好的时间段，从窗外望出去，街上熙熙攘攘，似乎大萧条已经结束了，美好的日子又已经重来。
林景宗正向唐干林汇报着金融小组的成绩。
在1934年底，金融小组总共控制着12.5亿美元的资金，扣去李思华用于根据地的5.5亿美元，还有7亿美元。实际上如果从国际货币市场的角度看，这笔资金的实际价值，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因为1934年罗斯福将美元与黄金的比价调整到了1:35，大约贬值了40%。
实际上，罗斯福此举开启了美国金融史上，不断印钞增加美元流动性的潘多拉之盒，虽然这个时代，美元因为挂钩黄金，仍然是“美金”，但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坚挺了。
这一次贬值危机，李思华也仔细思考过，但是判定是避无可避，国际上货币都在竞相贬值，除非是买入黄金避险，但这个阶段，哪有如此多的黄金出售呢？每个大国，都在担心黄金外流导致本币不稳定，对于黄金交易管控极严。购买黄金也必然引起各大国的关注。所以，对于贬值损失，就只有硬抗了。
不过，按照李思华指示的大致方向，从1935年到1937年初美国股市都是牛市，价格基本上是稳稳地向上，所以在1932年大反弹6个月后即1933年春夏之交，这笔资金再度入市，以6亿美元为本金，在全球各大银行融入了4亿美元，本金加杠杆，总共10亿美元，买入了各种蓝筹股，到目前为止大约上涨了40%，名义上赚了4亿美元，因此基本上已经将贬值损失补了回来。
按照李思华的“预判”，到1935年底应该还能再涨个10%左右，因此预期到1935年底，包括融入的杠杆资金在内，会达到15亿美元的规模。
不过这笔资金不可能一直持股到1937年初，明年即1936年，也是根据地用钱建设的高峰，李思华现在预计，恐怕到时候5亿美元都挡不住，所以在1935年底，会先抛售一部分股票，将名义盈利的5亿美元提出来，供给根据地建设，剩余10亿美元继续持仓，等待1936年底抛售，按照李思华“预判”，1936年还会继续涨个40%~50%，到1936年底抛售预估仍会有14亿美元左右，去掉财务成本和归还杠杆借款，本金会保持在9.5亿美元左右。
加上周转中的1亿美元备用金，总额就是10.5亿美元，去掉1937年需要建设资金5亿美元和少量备用金，预计可以动用5亿美元参与1937年经济危机下美股大跌的做空，这是李思华计划金融运作大动作的最后一步。
最后的做空，其实就是筹备抗日战争的一部分费用了。李思华心中的如意算盘是，做空盈利10亿美元，本金中的现金6亿美元左右，而抛售和抵押持有控股4大企业的股票，预期再获得5~6亿美元，总共将募集超过20亿美元用于战争费用。
当然，李思华的这个如意算盘，现在包括林景宗在内，都是不知道的，她当然现在也不敢说，那就不是神奇，而是妖孽了。他们现在知道的部分，是到1936年底的操作要求。对于李思华在金融上的“神奇”，金融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因此都是严格地按照她的要求来执行。
唐干林低头盘算了一会林景宗汇报的数据，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知道的信息比林景宗要多，尤其是回国一次后，对于根据地的资金需求，是非常了解的。现在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基本满足李思华的要求的。
两人还商量了另一个金融上的布局，那就是全资控股一家金矿公司，隐秘地拿下一座全球数得上的大金矿，未来可以为西华源源不断地提供黄金。
首要的目标是李思华选择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卡帝亚山谷（cadia valley），李思华知道这个金矿，后世探明的储量高达4320万盎司，而且澳大利亚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是开采方便，成本很低，后世到了2020年，此地金矿的开采成本仍然低于300美元/盎司，是全球大型金矿中成本最低的。现在开采，预计成本不会超过4美元/盎司，盈利将是巨大的。
政治上非常有利。从1935年开始，英国和法国因为经济压力，都开始向美国低头，对于美国友好，成为了两国外交和经济上的重心，至于澳大利亚这个英国的自治领，讨好美国的心态更是不堪。所以只要以美国财团的身份出面，肯定是一帆风顺，澳大利亚现在又不知道这个矿，是何等的巨大规模。
而且在澳大利亚，就不容易引起美国和英国的注意力，对于保密是很有利的。
当然，不能直接以安华财团的名义出面，安华已经是英国人的死敌了。需要在美国，设立表面上与安华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马甲公司，赋予之其它财团的保护色，然后收购cadia valley进行开采。
李思华要求，必须在3年内实现大规模开采，从1938年开始，能够向组织提交大量黄金，实现300万盎司/年的产量，按照35美元/盎司的价格，这就是1.05亿美元/年，去掉开采成本，以及以各种会计手法降低缴纳澳大利亚政府的税收，预计可以盈利25美元/盎司，除了留下金矿自营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可以向组织提供，每年6500万美元以上的宝贵收益。
李思华还提供了几个金矿的选项，不过条件都没有澳大利亚这个矿好，成本最低就是王道啊，其余的几个矿，大部分在南美，开采条件稍差，投资较大，所以要缓一步。
她的打算，是未来通过隐秘的马甲公司，在海外形成2亿美元/年以上的黄金收入，从而为建国之后，源源不断地提供一段时间的海外资金支持。
唐干林今天找林景宗，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如何构建一个送到德国人手里的“可信情报网络”，以便在未来影响德国在二战中的战略战术。按照李思华的想法，就是改变不了历史趋势，但至少也要进行“微调”。
他们并没有马上开始讨论，因为还要等两个人，丹尼尔和克林特。
这两人仍然不算是核心的同志，组织上也不指望两人会真的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也不知道组织的核心机密。但是，他们都从组织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几年下来，“陷得太深了”，对于组织一定的忠诚是有的。而且他们现在至少知道，在美国，安华集团具有的赫赫名声和财势地位。尤其是丹尼尔，他的忠诚度更高一些，因为安华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现在的生活和事业，是他早年根本难以想象的。
过了一会，丹尼尔和克林特都到了，两人现在都是中年人了，经过几年的历练，各种“奇特而不可思议”的阅历，让两人的心态都变得非常沉稳，对于组织提出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要求，他们现在是见怪不怪了。
所以当唐干林说出组织的要求，要建立一个表面的“亲德情报网”，与德国建立联系，向德国提供组织会具体通知的一些“战略情报”，逐步取信于德国高层，以便组织未来，能够影响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时候，两个人都并没有诧异，第一反应都是，组织又在筹备下一步的大事了，喜欢冒险的丹尼尔更是兴奋起来，很明显，组织的力量又上了一层楼，现在都在考虑影响大国的政经格局了。
所有的几个人都开始认真思考，很快开始了讨论，在几个人的你一言我一语中，一个计划逐步成型：
一、因为大萧条经济危机，安华集团除了正式员工外，在美国很是招募了一些外围成员，包括安利直销的人员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寻找几个高素质愿意赚这个钱的德国裔，问题不大。可以从中挑选几个人，构成情报网的“中坚力量”。
二、挑选的人，要符合希特勒法西斯对于“雅利安人”的崇拜心理，金发碧眼有风度，完全要符合希特勒自己的想象，这会更让德国人更加重视，也会有潜在心理上的信任。
三、所有参与的“情报人员”，要通过安华安排完美的“来历与履历”，都是德国后裔，精通德语，同情和支持德国。简而言之，对于德国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在美的德国后裔抱团的小组织，有着灵敏可信的情报来源。
四、先召集这些“演员”进行培训，他们必须熟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熟悉希特勒和德国高层的思想和主张，然后对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能够有一些了解，最起码，能够与例如德国驻美国大使这样的人物对谈时，能够言之有物啊。
五、要为主要出面的两至三人，安排合适的较高社会层次的身份，例如在安华的4家上市公司中，安排一个高管的位置。他们必须有在美军和美国政府中要害位置的“朋友”，能够出入一些美军和美国政府的机构。德国人是一定会安排自己的间谍调查的，所以这个“情报网”必须看上去像那么一回事。
六、通过财团安排“情报网”接触和熟悉德国驻美大使或者武官，因为一开始也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然后借用德裔背景与之交际，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等等，逐渐递交情报，最好让德国人，以为是他们自己发现了几个合适的间谍人选，是自己发展的下线。
七、几个人在德国人面前，要表现出对希特勒的崇拜，对于法西斯理论的推崇和信仰，对于德国人遭遇英法带来的苦难的同情和愤怒，以及对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英法打击德国的不满。尤其一个可以利用的事实是，当时美国将约50万德裔标注上“间谍嫌疑”的标签，而后逮捕了其中的6000余人。至少情报网中的一人，可以伪装成曾经遭受迫害的背景，这更容易得到德国人的信任和亲近。
八、所有被挑选出的“情报员”，必须完全与安华切断联系，不能让他们知道这是安华在背后组织，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完全的“经济骗局”，背后有大人物，但不知道是谁。
克里特是英国人，心里稍有点异样，不过他对于英国的感情也是非常薄弱的，他终究是爱尔兰人，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导致了他的家庭破灭，他对于英国的幻想早已破灭。自从到香港闯荡后，这些年来，他都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英国人了。就连他现在的国籍，也早就已经是入籍美国，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不过，所有的国籍身份都无所谓，关键是组织才是他的衣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