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42节
美国大使安德森礼貌地鼓掌，但内心感到挫败，cia动员了一切的力量，试图阻止这个秘鲁联邦的成立，但完全失败，根本没有能收买任何有效的政治力量，cia的人员几乎都被逮捕并秘密驱逐。
这一波操作，让本来似乎还是“亲美”的原来这两国的政府，都非常愤怒，直接恶化了新秘鲁联邦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而且美国很多的财团，对此也不以为然，安德森本人就接到了几个财团“善意的提醒”，他们认为cia是在对他们的生意捣鬼，要求更换中情局长凯西的呼声，目前在国内有所发酵，受到了警告的凯西，也不得不收敛在秘鲁联邦的行动，毕竟总统里根也不愿意得罪这些财团。
安德森遗憾地想着，这就是美国内部的问题。阻止这个联邦成立，符合美国一贯的分而治之、控制南美的总体战略，却与这些美国财团的“私人利益”不符合，他们乐于看到一个更庞大的统一市场，乐于看到在联邦之下，这个新国家能够得到更大的经济发展，那么他们的投资，才能回报更高更多。
算了吧，先让这个联邦发展吧，现在这个国家还是严重依赖外来投资，按照统计，美国的投资仍然占57%左右，中国人大约占了37%，而其它的国家例如欧洲，总共占了不到6%。美国对其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如果美国逼的急了，他们多半不会妥协，而是倒向中国，这当然更不利。
安德森看了看满脸严肃的智利军政府代表，心想这倒是一个加强美国对智利控制的机会，对于这个新联邦最忌惮的，可就是智利人了。智利是全世界最狭长的国家，而之所以狭长，就是他们当年通过战争，夺取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大量的海岸线领土，现在怎么会不担心这个新联邦的强大呢？
第389章 调查员的一天
柴蔚然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穿着，“我们是共和国的眼睛和神经。”他默念着调查总局的这句格言，新的一天开始了。
柴蔚然还属于调查员中的“萌新”，大学6年毕业后，又经过了1年的实习，也就是在老调查员带领下，熟悉调查员这份工作到底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学习调查的一些技巧。
中国的调查总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分支很多，不算警察系统的调查人员（民事调查警察），直接隶属于调查总局，并以经济政策调查为主的人员，现在总数超过2000万人，无疑是“吃皇粮”的公务人员中，最庞大的一个体系，毕竟他们要服务超过3000万家的企业，单单国企就接近300万家，还要执行很多其它的调查任务。
柴蔚然选择这份工作，有很多因素，但其中的一个，是他非常赞同领袖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理论论述：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在追求平等的前提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那么反应和回应民意，就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
西方号称的民主，其实主要就是在两个人中选择一个，这样狭窄的范围，反应了真正的民意吗？每个人的诉求是复杂的，这种选票制，其实本质就是没得选——因为根本没有传达民意的“带宽”。
西方可以同意民众游行示威，写个几个词构成的短语，旁观的人们能确认这些人的“民意”，但非常有限。如果他们要表述清楚，可能标语牌上，就必须有几百个词汇，谁看得清楚？这就是没有足够的“带宽”。
美式民主的本质，就是用表面上似乎给了民众已经充分体现的权力，而事实上通过极限地压缩“传达带宽”，到接近于零，让你几乎什么真正的民意，也表达不出来。
最容易上当的，就是不懂科学的搞文学和艺术的人，因为这些人易于自大而疏于逻辑性的自省，往往能够被忽悠一大批。但对理工科通达、有着“科学化思维”的人，相对就困难大一些。因为从科学的思维出发，一眼就可以看穿，这种民主制度要体现民意，在技术上就是完全不可行的。几乎为零的信息或者说传导带宽，你能传递什么有效的民意？
中国当然不能这样忽悠人民，民意的传达，必须要有足够的传导带宽支持，调查员这样庞大的职业体系，就是中国建立的这个“传导带宽”体系。什么是共和国的眼睛？当然就是调查研究；什么是共和国的神经？当然就是把准确真实的信息和民意，传导到国家的上层建筑。
调查研究，如果用工业的语言，那就是一种“真实测量”，精度越高，决策就越精准和有效，最终问题就解决得越彻底、越根本。
柴蔚然对于领袖的这套理论非常信服，也由此认定了调查员这条“职业路径”非常有意义，这是他通过考核加入这个体系的重要原因。
柴蔚然看了看厂门口，上班时间已经过了，静悄悄的，他向认识他的门卫，打了一个招呼，走进了厂区。
这是一家名为“康洁医学精密仪器公司”的混合制企业，原来是纯粹的私企，突破了最初的发展瓶颈后，老板白涛申请了政府投资基金，变成了混合制企业。那以后企业就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现在已经是一家年销售几亿元的中型企业了。
柴蔚然刚刚接手这家企业的调查员任务，前任调查员在这个城市，已经年满三年，他的妻子也是调查员，两人双双调任到其它省去了。
想到这里，柴蔚然有点烦恼，就是家里在催婚，可他还是一条单身汪呢，调查员的对象，最好是属于4流范围内的流动人员，这样可以向组织申请，每一次总是夫妻家庭一起迁移，免得因为是双职工而两地分居。
房子什么的是不用考虑的，调查员的组屋是“一次交费，组织调配”，在工作的某个城市买好组屋后，等到迁移的时候，把组屋交回给组织，而在新的城市，组织就会事先安排好类似的组屋，换套证件就可以，无需每一次都先卖出，到新城市再买入，而且如果两个城市有差价，也无需再补差价什么的，这都是组织去做好协调，包括基本的生活家电和家具，也是直接配好的，基本相当于精装修的水平。
所有的流动人员，各种干部，生活上是简单的，拎包入住。自己在老城市有什么舍不得的自己带来，有什么要添置的自己解决而已。
柴蔚然虽然还是条单身汪，但在父母支持下已经购买了组屋，所以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没有组屋，也可以申请租赁每个城市的“流动人才公寓”。
真正比较麻烦的，还是夫妻双方的流动工作配套。如果两个人不能协调，就很麻烦，长期的两地分居，当然会出问题。一般的解决并不是问题，属于体制内部的都可以协调，但是如果一方属于非国有体制，那么如果需要辞去工作，就比较麻烦，因为陪伴去了新城市后，还要找新工作，未必有原来工作让自己满意。
所以属于“流官流吏”的干部，大多数都倾向于找体制内的对象，这样双方的工作配套不成问题，现在的男女比例也基本达到了男女各半。不过这始终是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总是有很多最终的结果，另一半还是体制外的。
没有任何体制是完美的，在柴蔚然看来，流动体制带来的这些不便利，当然就是其中的部分缺陷。有一种说法是，在组织看来，这种生活上的不便利，本身是对革命精神的一种考验，如果这都克服不了，显然也没有提拔重用的必要性。不过柴蔚然本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这算什么考验呀？
来到康洁的销售部，他收拾起自己思绪的飞散，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工作上，他要对本月的销售数据进行一些核对，分析其中变化的趋势，实际上，他也算是康洁编外的一个“数据分析员”。
他把康洁本月的数据数，导入调查总局的一个平台，并输入自己的密码，这是调查总局的一个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数据分析软件系统，这是在若干年积累了无数数据，发展出来的数据库应用软件，只能提供调查员使用，目前还属于保密软件，未来是否提供企业直接使用，现在的争论还很激烈，没有定论，就算最后批准，肯定也是相比调查员更多的限制性使用。在总局那里，已经基本做到了对监测行业的全范围统计分析，以及由此导出很多经济趋势预测，这当然有重大的价值，很多需要一定的保密。
看到软件运行后对康洁的一些判断，柴蔚然开始思考，然后他开始走访各个部门，印证对照他内心的一些问题，并记录一些他认为值得未来注意的说法。
销售部之后，是财务室，与财务主管核对了当月主要的财务流水和总量数据，这些数据，他还会到银行进行后继核对。然后是人力资源部，对劳动工资的情况进行核查，这些也要后继比对各个劳动服务公司的数据。
每个月这样的数据，都会汇总上去，在各个平台进行广泛的分析。例如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他们有自己的软件平台进行与中央平台不同的分析，了解本地的产业发展、产业趋势、劳动人口状况、薪资福利的变动趋势、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等等。
柴蔚然知道，调查总局有专门的部门，就是基于这些数据调研和分析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应对之策的，他们的调研结果，对当地官员的未来仕途影响很大。而在解决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则是官员“优秀程度”最有利的证据。
柴蔚然要确保的，就是企业的所有数据都是真实的，各种反映的说法都是有依据的。所以调研的范围，从来不限于企业，而是包括一个企业的“周边生态”，例如银行、其销售的客户、其供应链的企业、劳务服务公司、物流仓储公司等等，这些数据和事实汇总在一起，彼此吻合，才能保证他的调研结果是正确的。
这样的大范围调研，是这些年在ict科技高度发展下，才慢慢具备的能力，此前很多调研员，只能靠自己的敏感性和经验来判断。现在则可以在局域网上配合作战，例如物流仓储的情况，他就不用自己跑了，在局域网上调用别的调研员的报告就可以。
企业可以做假自己的内部数据，但几乎没有企业，能够勾结完成对其完整生态的做假，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作假链都会暴露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最近几年的企业做假，几乎消失不见了。
柴蔚然听说，现在这个阶段叫做“初级数据化管理”，等到科技进一步发展，可以通过一种叫“区块链”的科技，实现初始数据直接一键上网，发生的时候就被记录，并且被人工智能分析，各部分和相关人员可以极为便利地调用数据，快速准确地形成最终的调研结果，那个时候，就叫“智能化可信数据化管理”。
他还是很希望那个时代早点到来的，现在的调查员工作，还是很繁琐的，出错的概率也并不低。等到未来，这样的工作量显然可以大大降低，而真实性要更强。
所有的调研，都是“真实测量”，而测量的标准，再没有比数据化更精确的，柴蔚然感觉到，虽然自己不是什么高层，但一个中国的“初级数字化社会”，正在广泛地形成。
这样的数字化，现在又岂止是调查总局一家呢？中央的每个部委，大多数都多了一个数据局或数字司，而省市两级，也都建立了数据局。不同的数据局，数据“通天”的程度不同，有的是给地方决策用的，有的不通过地方，直通中央。每个部委，也都有自己从底层绕过省地直接上通的数据渠道，这样的“多重验证”，使得数据的真实性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现在国内的数据工作，可不是像原来，仅有统计局和调查总局两家为主，而是复合的多重渠道。这样的多重验证，通过联网的超级电脑分析软件，就可以保证“社会和经济测量”的精确性。
主席曾经说过：“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什么叫不正确的调查？就是没有尽最大努力采取减少误差措施，得到的是没有经过误差处理的测量数据。调查员的职责可不仅仅是调查，而是要尽量去掉调查的误差。
柴蔚然经过这一段工作的历练，他自己也体会出来，虽然朝着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但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是不可低估的。数字化是数学的算法，某种意义上是僵化的，只有人才能决定使用这些数据的决策质量。数字化，是为了避免“想当然、拍脑袋”的不良决策，但无法避免占有了全部详细资料以后，仍然做出的低质量决策。
所以这就是管理科学最基本的观念：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更没有改进。
老总白涛来找他，白涛很喜欢与这些调查员沟通谈话，因为他们“见多识广”，对于各种不同的企业，天天在调查和研究。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对于他改善经营和开拓思路，非常有帮助。
吃过午饭，柴蔚然乘坐轻轨，赶往他负责的另一家企业——燕竹乡寨联合体所属的食品厂，这家厂以各种山珍和竹笋产品为主。
来到燕竹寨，入眼的就是山上无尽的竹林，这里的空气特别好，休息日的时候，柴蔚然经常来这里爬山，或者与朋友野营。
不过说到这家燕竹食品厂，他就有点头疼了，与康洁医精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相比，燕竹食品的营销压力显然巨大，高科技产品都不用柴蔚然帮忙，他们很容易找到销路，甚至国家部门也会有意地帮助他们推广——促使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本来就是国策。
但燕竹食品厂，几乎完全是传统的食品行业，这样的行业，也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关键是食品的质量。而且即使质量很好，但架不住全国性的竞争呀，例如竹笋产品，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万家的食品厂，有相关的产品。虽然市场极为庞大，但这个市场非常分散。
每次柴蔚然来这家厂，听到最多的反应，就是销量的有限，他们明明有更大的产品生产能力，可是发挥不出来，每年的销售都是有限的。这个厂的领导层，每年都把精力扑在营销上，不过迄今为止的成效，是有限的。
所以厂长看到柴蔚然，总是希望他通过调查网络的各地人脉，帮忙打开一些销路。这让柴蔚然有些无奈，因为有些产品好办，可能有独特性差异性，通过总局的网络，在各地能找到一些销路。但竹笋这样的大路货，能有什么办法？中国16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多少区域是没有毛竹生长的？
不过燕竹厂，还是找出了一些门路的，例如现在他们销售增长最快的一个产品，是火锅竹笋，用最鲜嫩的竹笋制作，售价较高，而且也很受欢迎。
还有燕竹厂以往有竹笋罐头生产。柴蔚然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搞竹笋的几道名菜，做成罐头，例如竹笋红烧肉之类的，如果口感好，应该还是适应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做饭做菜的年轻一代人的，他通过总局网络，征求了一些老练的调查员的看法，多数人认为如果有特色，这个主意还是靠谱的。现在燕竹厂正在进行研究和试验，希望未来能够有好的结果。
相对康洁，燕竹厂的定期调研工作要更简单一些，不过产品种类也不少，有20多种呢，除了数据和财务调研，柴蔚然重点就要对这20多种产品的市场销售、发展趋势、价格结构等进行研究，从而为国家政府的产业调整，提供基础数据和报告建议。
经济调查员，永远必须是一个产业研究员和市场专家，这是柴蔚然牢记在心的组织要求。调查员“有用”，企业才乐于配合，调研也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不能让企业单打独斗，那样的企业，失败的可能性必然较高，为了提高成功率，避免社会和国家资源的浪费，就需要外界的实质性帮助。在中国，银行与调查系统，就是帮助企业成长的两根“拐棍”，单纯的调查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让企业健康成长，也是调查员的重要职责。
资深的调查员，现在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干部的重要和主要来源之一，每年的国企中层干部和公务员中层招聘，来自资深调查员的比例非常高，原因就是调查员在以十年计的工作历程中锻炼出来的眼光和工作能力，调查过那么多不同的项目和工事，目睹并参与了大量项目和工作的发展、调整、改良、变革，这样的工作经验，对于政府和国企管理，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调查员虽然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但每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尤其是像柴蔚然（经济系毕业）来自与经济工作或者其它调研工作对口的专业的大学生们。
实践出真知，或者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然是各级政府信任的格言。什么是实践？不只是干本职工作，调查研究或者说是社会测量，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实践。美国那种通过竞选，可以让根本毫无能力可言的人当权的做法，在新中国的理念中，那就是儿戏，如果都是幕僚团队来具体执行，那要领导人来干嘛？要他的一张嘴吗？
回到一天都没有来的调查员办公室，时间都已经过了五点了，柴蔚然决定，抓紧时间写完今天的调研报告，晚一点再去吃饭。
每一天，中国数百万的经济调查员，从事着类似柴蔚然今天这样的工作，他们串联起了全国几千万的不同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向好向健康发展，这不一定能完全改变企业本来的命运，但能够改变很大一部分企业的命运。有的时候，一些企业只要有一把推手，它就能渡过最艰难的阶段，生存和发展下去。
第390章 国际主义学者的中国思考
杰弗里·埃弗里斯特·辛顿（geoffrey everest hinton），走出了“东北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大门，海参崴冰冷的气候，让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这里似乎比他习惯的圣地亚哥要冷得多了。刚刚11月，海参崴几乎已经是摄氏零度附近，要是他以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恐怕气温还在20度左右。
来到中国已经一年多了，他慢慢地适应了中国的生活，这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热度和规模，是北美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的。
单单这个东北的研究中心，就汇聚了2000多名的人工智能研发人员，而这只是中国人投入的一部分，这样规模的研究中心，还有4个。更不要说很多的大学，都有相关课题的研发团队。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人告诉他的研发规模是怀疑的，谁能相信，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上投入了3万多的高水平研发人员呢？这简直是空前庞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现在整个欧美西方世界，加在一起，恐怕还不到几百人吧。
这使得他庆幸自己来到了中国，漫步在回去研发中心提供的寓所的路上，辛顿不由得想起了自己来中国的始末。
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后，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神经网络的研究，这大概可以算是西方人工智能研究最早的萌芽。来到中国以后他才知道，中国人开始的相关研究，要早得多。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他的深度虽然不逊于中国人，但是如果涉及到其它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中国人领先得很多。
他之所以来到中国，是中国人直接找到了他，并说服了他。辛顿觉得自己的家族，与中国是很有渊源的——他的父亲，霍华德·辛顿是英国著名的昆虫学家。霍华德有一个堂弟，还有一个堂妹，这两个人，分别有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中文名字，叫韩丁和寒春，这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来到中国后，寒春还专门来看望了他，勉励他努力研究，为人类做出突破性的贡献。
韩丁在中国，亲自参与了中国两位伟大领袖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写下了《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等书籍。寒春就更有名了，是核物理学家，在美国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不过她来到中国后改行搞了畜牧机械，与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并无联系。
就连在中国著名的革命启蒙书籍《牛虻》的作者，也是辛顿外曾祖的五女儿伏尼契。
所以辛顿的家族，无疑是在英美最“左派”的一类，辛顿从来就深受家族偏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对美英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鄙视的。
辛顿当然不知道，这是一个有着穿越者李思华和赵云腾的新时空。在这个时空，由于新中国的异常强大与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所以辛顿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领袖，是非常钦佩的，他也读过不少中国两位领袖的著作，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使得中国派人说服他的时候，变得轻松了很多。
说服辛顿的，是一位干练而美丽的中国女士，名叫燕玲，一位年约30许的中国教授——这是辛顿来到中国后才知道的，在美国的时候，她的公开身份是一个贸易公司驻美国的代表。
她说服辛顿的，不是什么丰厚的待遇薪酬，辛顿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可不在乎那些。但她向他描述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目标、深度和广度，深深地吸引了他。
燕玲开宗明义，邀请辛顿去中国工作，当时他不置可否，他虽然钦佩中国并倾向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但从来没有想过去中国工作，这太突然了，但其后燕玲告诉他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他。
当时他问燕玲：“为什么会邀请我去中国呢？”
燕玲微笑着回答：“在我国拟邀请的多位人工智能国际学者之中，你排名第一。而之所以邀请你，是因为我国正展开人工智能的超大规模研发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社会。我国领袖李思华，将这个计划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升维，第一次是人类直立行走用劳动从动物中区别出来。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业，辛顿先生，你难道没有一点兴趣吗？”
“数字化社会”、“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升维”，这些词汇，让辛顿一下子有了高度的兴趣，他请燕玲为他解释。
燕玲告诉他，这些概念是领袖直接提出的。李思华指出，在ict科技，尤其是超级电脑和个人电脑开始高度发达后，社会主义国家，就具备了准备实现数字化社会的前提。
所谓的数字化社会，简单粗暴地理解，可以认为最终的目标，是将物质世界在虚拟网络空间复现，但又多了许多虚拟空间的特质，领袖将这个虚拟社会，称之为“元宇宙”，元者始也，虚拟世界的万物之开始，宇宙当然是说明这个虚拟社会的广大与复杂。
在这个社会发展成功后，实际上人类就变成了两个世界，以物质为基础生产资料的世界，以及以数据为基础生产资料的世界。
例如物质制造，就是两个世界的合力——始于数据，终于物质。在人工智能的监控下，生成由区块链科技确保的可信真实启动数据，数据调动制造原材料，人工智能进一步管理自动生产线，进行生产，而在这个过程中全部性能数据，都被可信记录和传输。人工智能ai与ai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厂家到仓储，仓储到物流，物流到消费终端，终端到个人和家庭消费者，全部实现自动化，而整个过程当然就是因为数据化，所以才能如此顺畅地实现整个过程。
这种人工智能，结合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vr、ar等科技为一体的数字化，就能实现全过程的“cannot be evil（不能作恶）”。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看，“不能作恶”当然不只是运用在经济循环上，而是可以运用于整体社会——例如将整个行政体系，架构在数字化之上，用数学算法，替代了过去大量的人为行为，这不仅可以大大地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规避了无数人为的扭曲和贪腐，越是易于被人操控的领域，越是要深度地数字化，算法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不能作恶的公平，再加上这些新科技带来的对人类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两者的结合，大约就是gc主义的雏形，或者至少是高级社会主义的时代。
例如现在中国有一种基于数字化时代的想法——未来的城市，其实不考虑人居，现在构成城市的面积主体，例如绿化、道路、街道、商业大楼等，统统不需要，城市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和物质的价值交换的集合体，可以想以象为一个“管道城市”，人类散居于城市之外，其工作和娱乐，或者直接通过在虚拟数字世界的“数字虚拟人”实现，如果需要体验的，那就是思维“降临”某种机械智能体，在城市中以“替身”来进行。“替身”基本能够实现人类肉体直接的绝大多数体验，即使要吃饭，也可以体验口感后，迅速传导给肉身。实际上，这种“替身”，正是中国科学家们认为未来在元宇宙就业，最庞大的就业工作类型。
在这样的未来城市中，机器人（智能或替身机器人），负责体力和工艺劳动，智能ai聚合体，负责信息采集、经验总结和过程管控，区块链负责智能安全和价值交换传递。而人民，以管理和科学精英为主的部分人，负责智能系统的管控、观察和未来规划，其它的多数人，做辅助工作，同时负责消费和创造商业市场。
例如，这个数字化社会的基础之一，就是“工业互联网”，全国的工厂以及工程师们，在智能体系管控辅助下，可以随意调动全国符合生产要求的生产设备及其它辅助，将任何订单，迅速分解和在各个工厂高精度地完成部件生产，最终运输总装，这样的生产效率，恐怕要比现在的社会增强数十倍不止。
在这样未来的数字化社会中，剩余价值来自于剥削机器，而不再是底层人民，消灭了剥削，才能实现人民最终的彻底解放。
具体到人工智能ai，我们可以把ai看作是一种智能化的个体，是中心化的一个小系统。他们串联起元宇宙的各个虚拟城市、社区、经济体乃至家庭和个人。ai之间，可以通过区块链网络即智能合约的管理，进行安全的大量数据的交流，而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算法，决定了提供越大的数据流，ai的智慧就越高，因为算法因此而不断改进。这种分布式的网络社区，与ai中心节点的交互，就构成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
具体到个人，是中国正在发展的智能手机移动终端，每一个人，未来有一个智能手机，甚至可以变成可穿戴在身上的辅助智能终端，通过这样的“微机器”，保持与元宇宙之间的联结，随时登陆元宇宙，执行工作、娱乐、教育或其它功能，发展到最后，应该是思维意识，可以“上载”到元宇宙，以虚拟人的身份，类似在物资世界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辛顿听得目瞪口呆，这样庞大的数字化社会计划，怪不得中国领袖李思华称之为人类的第二次升维，这个意义，当然堪与直立人行走并劳动相提并论。燕玲口述的很多科技新概念，例如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西方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说法，很明显中国人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当时他就差不多要被说服了，他挣扎着问燕玲：“为什么你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发展这样数字化社会的优势呢？”
燕玲当时笑得很灿烂：“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能通过私营资本和企业，发展需要的理论、算法、应用等，但我们认为，资本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割裂性。你应该很清楚，资本分割了生产力，一个个的私营企业，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有效率的各领域的生产者，被局限在一个个的私人企业，无法实现强协作。他们发展起来的，必然是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就像是西方所谓中世纪的一个个城堡，这些城堡各自封建，孤立于外部世界，这相对于原来的部族蛮荒社会，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相比我们的计划，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