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实录：启航1926 第250节
第403章 移民中国潮与工业互联网
卡米漫不经心地拆开信封，这样的广告信件太多了。喔，不对！他拿起信封，看到寄件人是中国大使馆签证中心，他的心脏开始砰砰地跳了起来。
他定了定神，从信封中抽出了函件，打开折叠的函件的时候，手不由得有点颤抖，“yes！”他不由得喊了出来，他的签证通过了！可以去中国三年！
他兴奋地跳了起来，新婚不久的妻子苏珊听到他的喊声，进门来好奇地看着他，没等苏珊问他，他已经兴奋地对苏珊喊道：“我的中国工作签证通过了，三年签证！”
苏珊也兴奋地跳了起来——这是一种新的中国工作移民政策，卡米到中国找到工作后，就可以申请家庭（限于夫妻和子女）签证，她也就可以去中国了，而且持有家庭签证，她也可以在中国找工作！
如果卡米在中国的工作顺利，那么一年后他就可以开始申请中国永居权（绿卡），一旦成功，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定居了。等到绿卡满5年，就可以申请中国国籍了。
卡米是高分子材料专业方向的博士，符合中国的技术移民政策，但以往到中国的技术移民，并不保证家人一定可以获得签证实现团聚。这几年中国的移民政策开始变得宽松，卡米和苏珊才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两人都是美国人，这尤其有点不方便，因为中美之间的政治冲突严重，总是会影响两国的民间交往，也会影响签证申请。但两人还是想去中国，并且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准备，例如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cct6级）的测试。
这个时代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向往，有点像李思华原时空中国的某段时间。虽然美国媒体一直把中国黑出翔来，但民间和青年中，中国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如果说以前向往中国的美国人，主要是因为政治左倾或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话，最近几年就主要是经济原因了。
无论美国国内主流媒体的舆论如何，但中国人均gdp已经是美国人的1.5倍以上，这总不假，而且美国的有心人都知道，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讲究公平，国民收入相对平均，而且生活便宜，尤其是居住、交通和食品。所以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被普遍公认，大约已经是美国的2.5倍以上，这就很有吸引力了。
单单是收入差距，还不足以让太多人动心，毕竟为了高收入而背井离乡，离开从小熟悉的环境，跑到中国那个东方异文明的世界，很多人想想都是发憷的。
但问题是，美国这几年的就业机会太糟了，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数年，实体经济一团糟，像卡米这样的博士，就业也很困难，到杜邦这样的大企业就业很难，找个研究所或者大学的教职同样困难。
卡米清楚地知道，化工产业包括高分子产业，在美国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人的高分子化工很强，他们不仅垄断了社会主义体系内的市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使用中国产品，因为性价比更高。而在西方内部，西德人的化工水平并不次于美国人，美国要在欧洲市场占据上风很难。
缺乏足够的市场，产业的发展自然就比较乏力。而这几年美国自身的经济危机，对于化工这种基础产业的打击是巨大的，这几年，美国化工业的技术人员不断裁员，哪有多少新的高薪就业机会呢？研发资金也相对匮乏，研究所也并不愿意招人。
这才是卡米决定去中国念头的根本原因。他觉得，自己这个专业，只有在中国才最有前途。他所知道的一些高分子方向的前沿课题，在中国都有广泛的研究和快速进展——当初他可不是仅仅为了去中国而学中文的，看懂中国的学术论文同样重要，能够读懂《中国高分子学报》等中国学刊，才是跟上这个领域世界前沿的重要基础。
卡米只有25周岁，正是最能够出成绩的年华，找不到好的工作，得不到充足的研究支持，那就只有虚度年华，也许几年过去，他的所学就废了，这让他内心很焦急。前几个月，他好不容易找了个化工贸易公司的销售工程师职位，来养家糊口，但这无疑是浪费生命混日子。他的妻子苏珊，好歹也是本科生，居然连工作也找不到。
所以在卡米提出去中国的时候，苏珊一下子就同意了。相比吃不起饭，去东方异文明的国度，可算不上什么大挑战，何况听说那里的生活水平很高，而且城市很安全——美国这几年的治安糟透了，经济困难下哪里都有亡命之徒，白天走在街道上，都要小心一点，更不要说恐怖的夜晚了，谁还敢晚上外出？他俩啪拖的时候，都只敢呆在大学里。
至于政治，两人都没有太多考虑。民主自由不能当饭吃，两人的意识形态都不算太固执的那种人。中国的政治思想对不对、好不好，相对美国到底是不是优胜，这样在美国一直热门的政治议题，他们都觉得无所谓。关键是到了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水平，能不能有合理的薪酬，家庭能否很好地生活，这才是他们关心的，苏珊这些日子，可是到处打听。好在现在美国也有了互联网，卡米和苏珊可以联系那些已经去了中国的同学和熟人，他们在中国还是能找到几个这样的熟人的。
所以他们对于到中国后的生活是很期待的。卡米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他们还帮助推荐工作！抵达中国后，登记完“外籍人员履历和求职信息”后，就会在几个目标工作城市，成为国家劳动服务公司的会员，他们通常会向符合求职者要求的数十个企业或学术机构，投递简历和申请，帮助外籍人员完成工作求职。这种协助，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卡米夫妻两人，都是很重要的。
他在美国已经被求职这件事情，折磨得要疯了，可不希望到了中国，还是一样。不过在中国的熟人根据经验反馈的信息，让他感觉是比较安心的。中国这种社会主义体制，只要你想求职，国家机构就一定要帮助你最终找到工作。当然，根本的还是自身的专业实力，没本事到哪里都不行，找到的工作，自然也就不会理想。
卡米和苏珊当然不知道，影响了他们人生的中国移民政策调整，本身属于中国针对西方经济危机的配套战略之一。
建国初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的移民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对外移民，这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还远落后于西方，而且总有人觉得西方的民主自由大法好，削尖脑袋、不惜缴纳80%90%的移民税，也一定要去西方。
不过几十年下来，人世间沧海桑田，当中美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大逆转之后，尤其在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逆转之后，向中国移民的事务，自然远远多于从中国移民外国的事务，移民政策的重点同样完全逆转了。
现在的策略就是，利用西方的经济危机，利用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已经在全球形成的强大吸引力，尽量吸纳西方的优质人力资源和人才。1929年的大萧条，李思华当时的政策和资本，只能是临时吸纳一些美国人才，他们几年后，基本上都离开中国返回繁荣的美国了。但这一次，几乎都是永久性的，的而且以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能够吸纳的人才规模，当然不会再是过去时代的几万人，而是长期而言至少要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才规模。
中国第一强国的形象，即使在西方甚至是美国，也开始深入人心，中国经济上的一些优势，也开始变得全球人尽皆知，例如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但生活成本却相对较低；例如社会安定治安严密；例如国家在个人一定实力前提下的“包就业”；例如保证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从资本主义角度看的“不好的地方”，例如个人发大财非常困难，因为企业主也只有2%左右的股权收益，而其它发大财的模式，包括炒股赚了大钱，要缴纳的税费都非常厉害，毕竟这里是社会主义否定资本家存在的体制；例如在必要时，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命令，像西北开发时，有些人就被命令移民到新城市。这种国家对个人的强制性，是西方人最不适应的；例如如果是中国国籍，大学生或者其它青年就业前的流动服务社会体制，也有很多人是不适应的。
总的来说，中国相对美国的特点，就是公平和平等是最重要的原则，他们虽然也重视效率，但对效率的激励机制，总是避免使用金钱和直接利益刺激的方式。美国人一直觉得自身的私企，效率要高于中国的企业。不过发展到现在，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争论非常激烈的学术问题——中国企业的现实效果摆在那里，光说美国企业效率高，是没有用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个人不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人，完全从现实就业和生活出发，那么很明显，如果自己有本事能赚大钱，可能还是留在西方这样的国家好，到了中国即使成功，利益也会被剥夺大部分；如果是普通的科技、管理或其它专业人员，中国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不仅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而且因为国家的保障幅度高，因此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压力小，“安全感”强烈，所谓的“个人幸福指数”就很高。
以前卡米在美国大学里听到一个教授说过一句话：“精英到美国，平民去中国。”听上去是贬低中国，不过那个教授当场就解释，这句话的精英和平民都是资本主义视角的。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精英和平民的分界线嘛，能赚大钱当然就是精英，否则像他这样的教授仍然是平民，即使有人恭维他们算是“知识精英”，也不过是虚名，在资本主义世界，衡量的只能是金钱。
卡米不管这句话到底对中国是褒奖还是贬低，但他自己的认知就是，自己这样的“普通人”，恐怕在中国体制下更好一些，虽然是博士，但美国失业的博士都一大把。发财的博士才是精英，自己这种苦哈哈，不是平民是什么？
而且按照卡米的观察，恐怕那些以创业为目标的“精英”，在中国发展才有更大的机会，现在美国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太低了，各种产业都比较萧条，想发大财哪有那么容易？相反在中国，有本事的话，创业的机会很多，而且能得到政府基金的支持，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至于最后只能拿到2%的股权，那就是要看个人对金钱的态度了，创业是为了事业？还是为了赚钱？如果是后者，那中国当然不适合他。
接下去的几天，苏珊帮着卡米准备着出国。辞职的时候，同事们知道他要去中国，都来祝贺他，这种选择在美国，再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和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类似大萧条经济危机的时代，去东方去中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选择。
五天后，卡米怀着美好的憧憬，登上了去中国的客机。苏珊泪眼朦胧，她至少还要在美国呆上几个月，等到卡米找到工作后为她办理好手续。卡米把家里的储蓄，绝大多数都留给了苏珊，她现在没有工作，这几个月要熬过去。
李丽尔疲惫地回到了宿舍，舍友关心地问她：“今天的面试情况如何？”
她摇了摇头：“还不知道，让我等通知呢。希望有好运气吧。”
李丽尔是匈牙利人，她的本名lilla，按照中国习惯，一般会翻译成为丽丽儿，不过她来到中国留学后，就想留在中国，于是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成了李丽尔。
李丽尔的成绩不错，读完本科，继续攻读硕士从成绩上没有问题，但她也不是那种能够获得中国大学全奖的最优秀学生。继续在中国全职攻读硕士，最多只能是半奖学金，这是不够生活的。匈牙利经济落后，她的家庭无法给予她更多支持，尤其这几年更糟，匈牙利国内动荡，家里还指望她在中国工作后，能反过来支援家里呢。
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先工作，然后努力攻读在职硕士，继续提升自己。问题是，作为外国人本科毕业生，在中国就没有“包工作”的优待了，需要自己找到单位，才能申请长期工作签证。要是能读完硕士，就没有这样的烦恼，除非自己找到心仪的工作，中国政府提供“包工作”的待遇。
她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并不奢望能够留在大城市，而是申请了多个中国西北新城市的工作，这样能够提高成功率。但是由于没有中国大学生“流动实习两年”的经历，因此与公职是无缘的，只能是私企，或者是混合制企业，这就有点听天由命的感觉了。
不过她也不是一点优势没有，在四年级的时候，她申请了到西北的半年流动实习，这个资历还是很有用的。她也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了自己要去西北工作，那里的情况远比她以前设想的要好——城市还在建设中，这当然比不上东部的城市，不过这些新城市发展非常快，从规划就看得出来，成型后，恐怕要比东部城市更先进和现代化，毕竟一切都是崭新的。
四年来，她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不想回到匈牙利那个小地方，苏联体制下，一切都很窒息，整天工人闹事，找工作很困难。
她还曾经谈过一个中国男朋友，不过那就是个脚踩两只船的渣男！幸好看穿了他的真面目，没有让自己陷得太深。但这种情况下，她也不能走婚姻入籍的方式，只能都是一切都由自己一个人扛了，难道临时去找一个男人结婚吗？那简直太儿戏了，而且易于被中国官方认为是假结婚、真移民，这样会被严厉处罚的。
虽然有困难，不过李丽尔还是有信心的，自己学的工业管理专业，虽然在东部大区，被戏称为“万金油”的大路货专业，但是在西北，很多新工厂还是需要这样的专业人员的，毕竟中国的大工业，有一部分正在规模性地向西北迁移嘛。
李丽尔并不觉得西北的气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比不上匈牙利祖国的大陆性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那里凉爽湿润。但西北现在也不是那么干燥了，绿化也做得很好，去年的报纸上还宣布，大西北地域第一期绿色生态工程全面完工，现在已经几乎没有那种风沙漫天的情况了，就是冬天比较难受一点，风大又干冷嘛，夏天倒是不难受，虽然阳光炽烈，但只要不是直接被阳光照射，阴凉处还是很干爽的。
李丽尔又上宿舍的公用电脑，搜寻了一些西北新城市的招聘职位，通过软件投递了自己的简历。努力找，总会有结果的，自己从来就是一个努力的人。
她想起家里的状况，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父亲虽然还在工厂，但与失业了并没有什么区别，匈牙利现在就和波兰这些国家一样，一团糟。据说苏联已经撒手不管了，说这些国家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就自行决定吧。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垮台，估计匈牙利的现政府，也撑不了多久了。
李丽尔知道，中国的舆论，并不将东欧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向，视为社会主义的挫败，而是认为他们模仿苏联体制，在过去走错了路，现在转向资本主义，这更是大错误，是主动地变成了西方的现代奴隶，未来恐怕会更糟。
她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小女子，搞不清楚这些说法是对是错。不过直觉匈牙利的未来，并不乐观。无论如何，把握自己眼下可以把握的，才是正确的。中国无疑是当下全世界情况最好的国家，4年的留学生涯，自己也爱上和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就足够了。
努力找到工作，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养活远在匈牙利的父母。压力很大，但这就是自己的人生。
九十年代的中国，由于西方经济危机，以及苏联东欧的衰败，大量的人才，开始向日渐开放移民的中国流动。在原来技术移民和婚姻移民的基础上，现在是整体的工作移民体制了。
第404章 中国创业的世界潮流
中国广东省，东港市，一个被称为“华强北”的ict元器件大市场。
“维里埃贸易公司”的老板维里埃，坐在一个摊位技术员的电脑旁，几个小时前，他看着技术员将他要求的元器件参数，从电脑上用邮件发给了厂家，他现在是来等着拿成品的。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中国的这种高效率，即使在中国，大约也只有不到10个城市，能够提供这种快速制造和组装ict产品的能力。
维里埃是法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后，他并没有回国，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商机，于是在东港市开办了一家贸易公司。
以往在西方销售的ict产品，大部分是西方大企业进口中国的核心元器件，再组合一些西方自产的零部件，然后品牌化地大规模销售。也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中国进口中国品牌产品或者是贴牌生产。
这样的模式适合大规模的产品制造和销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高收入的人群对ict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维里埃发现的机会——个性化服务的ict产品，他的贸易公司现在主要的产品，就是个性化的笔记本电脑。
维里埃敏锐地捕捉到了欧美大企业，对其高端客户提供高质量电子消费品的迫切需求，开始利用东港市及其附近地域，完善而发达的产业链、物流链，为客户提供采购、外包、包装、仓储、运输乃至工业设计等一站式服务，将他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了一个基于东港市的国际供应链管理企业。现在他已经把原来的“维里埃国际贸易公司”改成了“维里埃国际供应链公司”。
说白了，就是在大洋彼端的欧美大企业，只要是把一个样品或是创意，交给维里埃公司，他们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在东港市或周边地区，找到工厂生产，并把成品运送到客户的门口！
这种模式，显然只有依托中国国内，类似东港市这样拥有完善供应链体系的产业链，才能完成。例如以东港市为圆心的珠三角制造业的一条龙配套，可以将一个新产品的交付期(从订单下达到交付的时间，包括备料、生产、运输等所有中间环节)缩到最短，这是除了中国其它的几个ict大基地以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更不要说一些最核心的零部件，除了中国以外，别的国家的ict科技，根本没有跟得上。
那些欧美大企业，如果靠自己来搭建这样的供应链，单单他们在中国找到所有的供应商，恐怕半年时间都过去了，但是找到维里埃公司的话，几周就完全解决了。这已经不只是“供应链外包”了，某种意义上，这是“半设计外包”。
这个模式，使得他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已经成为欧美多家巨头的战略供应商，年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美元。
作为法国人，维里埃并不是学ict出身的，由于巴统的长期影响，ict的多个专业，中国是不允许西方学生学习的。不过毕业后这几年创业，边干边学，他也算得上半个ict专家了，虽然他懂的主要是性能应用，而不是真正的技术奥秘。
维里埃深知，公司的成功，其实是依靠东港这里的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世界一流的能力汇集，才使得维里埃公司的商业模式得以成立。如果在法国或者去美国，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立足，欧美大公司怎么还可能需要他的服务？
所以他最近一直在考虑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现在的成功，长期来看是未必有持续性的。中国本土的公司没有同样的能力吗？他们整合供应链的能力显然更强，他们不如维里埃公司的地方，是对欧美的文化把控、对欧美商界的熟悉度、对欧美产品流行等这些方面的认知不到位。同样，欧美的大公司未来也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只要他们在中国同样深耕。
这是ict科技的大时代，现在又是互联网的大时代，中国推出的移动智能手机，恐怕将是一个不次于电脑的新的大市场。维里埃公司在电脑产品上的成功，未来还能在移动智能手机上复制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迫使维里埃不得不去考虑下一步的个人选择，这是会决定个人未来的命运的。
虽然把自己的公司改成了“国际供应链”，但维里埃明白，其实公司做的，也不过是高端一点的贸易，本质上还是贸易公司，多了些技术整合服务而已，这个商业模式的核心竞争能力，仍然是薄弱的，根本没有打入中国的科研体系，这是因为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也是因为维里埃公司，只是东港市自由贸易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企业。
中国的科研产业化，是一个四环的齿轮结构：内、中、外、海外四环：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产品转化、海外推广。从0到1的基础突破，往往来自中国国家和大学的科学家们，而从1到100的应用技术突破，常常在各企业的实验室中孵化，而从100到中国国内的产品转化，往往由本土企业完成。
海外推广这最外的一环，其实是这个齿轮结构增加的“外挂”而已，重在营销，但隔离了科技的核心层面。就像维里埃公司现在做的，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和技术力，做出适合海外的产品或品牌，但说到与中国的科研体系融为一体，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那就不行了。
外挂随时可以拆卸，靠内的三环，才是核心。维里埃公司的未来，应该是一种“反推”——深度理解海外的市场需求，依靠海外环齿轮的动能，推动中环甚至内环的硬核科研进展，说白了，就是公司代表的“海外”这一环，并不需要一个本土企业的外环，而是直接对接内环和中环。
这无疑需要维里埃公司是中国的“自己人”，简单理解，就是需要两个调整，第一是维里埃本人，需要移民变成中国人；第二是维里埃公司，必须从一个自由贸易港的西方贸易企业，变成一家合法合规的中国本土企业。
对于移民中国，维里埃本人倒是不在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强国，如果不是自己的企业已经发展了起来，想移民还未必能行呢。真正让他顾虑的，是公司转变成本土企业，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国公民，他未来只能是拿到2%左右的收益，就算有其它奖励，也不会超过公司收益的3%，在无疑是利益上的巨大损失。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他很能理解，源自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这一套体系，也非常明白中国要求的“企业家精神”，可不是“唯金钱动能”的，金钱很重很要，但是如果只注重金钱，就不是中国需要的企业家，那是西方的资本家。
虽然能够理解，到轮到自己的身上，自然是非常肉痛的。理论上，维里埃公司的利润，要发展到目前规模的30倍以上，自己才能拿到与现在等同的利润（收入），这值得吗？
中国人常说的“要钱还是要事业？”的选择，居然让维里埃现在，不得不做出这个痛苦的选择。很多人嘴上不屑于利益，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利益可言，真有利益要放弃的这样见真章的时刻，选择能够不困难的人其实很少，能够放弃利润的人也很少。
他有一个朋友凯西，他的选择就毫无困难，来到东港市攻读博士后，发明了与硬件加速器有关的技术，直接拿到了中国国家基金的投资，还协助他组织创办了混合制企业，一切都帮他安排好，这样他要是做大了拿到2%的股权，凯西本人也觉得这是很好的结果，他就毫无维里埃这样的“选择困难症”。
维里埃叹了一口气，要是像凯西一样，他就不必现在这样的患得患失了，因为凯西根本没得选择。
其实维里埃的朋友凯西，考虑的可不是什么有没有选择的问题。
凯西是个爱尔兰人。他很清楚维里埃的困惑，不过这是一个没法劝的事情，如果朋友听取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又后悔了怎么办？巨大的利益取舍之下，只能让维里埃自己做出决定，怎么劝，可能都是一种错。
按照凯西内心的想法，维里埃公司当然应该“本土化”或者“中国化”，不去谈中国这套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正确，至少未来的趋势，已经很明确。
一个工科博士，凯西一直把自己定位为科研人员，而不是企业老板。他自己认为，或许正因为这样，对于未来科技和工业的趋势，他应该比维里埃看得更清楚一些。
作为一个对不列颠王国讨厌的爱尔兰人来说，来到中国后，他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国家的体制和商业项目的玩法，来之前他就有心理准备，如果不能接受，当初他就不会来中国了，早就是考虑成熟了。
这两年在中国，取得中国国籍和组建混合制企业后，凯西觉得已经看到了工业在ict科技加持下的人类未来。中国现在工业界正在干的，是前所未有的升维——工业互联网。
这张网现在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大工业互联应用平台，从钢铁到煤炭和冶金，从公路到铁路和机场，从材料到机械加工，每一个行业因为很强的个性和行业特征，所以其互联应用平台，都是独立而有自身特色的。
这就是第一步，做到单行业统一，实现每个行业的“全行业信息化”，在所有的单行业，都建立起统一平台后，再用人工智能和通讯系统，打通各个行业，实现整个工业的统一互联应用平台，那个时候，工业互联网就形成了。
这种国家意志强力推动，然后全国全行业响应并参与研发，所谓的“举国体制”，让凯西对西方工业重新追上中国的可能性完全绝望，他无法想象在西方，哪怕在最强大的美国，如何能够对抗这种排山倒海的力量，靠几个私企巨头，就能追上中国了吗？就像中国人一直说的，这种“生产力者强协作的大规模合作体系”，与西方的私人企业垄断和分割生产力，本身就是不相合的。
一旦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形成，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中国对于西方的传统工业，那就是降维打击，效率和成本，对于西方工业都将是绝对领先，更不要说这样一种体系，把传统上的“交易费用”或者说中间费用，降到了最低。
中国大势已成，而西方连影子都还没有，也不太可能建成，那需要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能够让几十个大行业，几百个中行业，上万个小行业都能够协调起来，统一到一个互联应用平台上？无法协调，就无法建立真正完善的工业互联网。
而且工业互联网，不过是构成中国庞大的“初级数字化社会”超级工程的其中一个环节罢了。单单在商业上，就还有同样庞大的金融互联网工程与电商互联网工程。而在商业之外，各种数字化生活的系统工程，一个接一个，都在逐步的构建中。
凯西觉得，这才是全球第一强国的真面目，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它与美国和西方不同，不是靠着某个公司、某个科学家灵光一现的天才发明，而是对自己要向哪里去、需要什么科技，能够进行预见性的高效的顶层规划和设计，然后按照规划，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力量，就推动相关的科技发展。
这种模式并不会忽略那种天才们突如其来的发明，而是会不断将新的发明整合到顶层设计中去。
西方科技和产业的发展，碰上了这种中国模式，犹如一帮乌合之众的游击队，碰上了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武器协调合成的王牌正规军，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到了中国，凯西觉得自己才搞懂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计划经济”？这可不是西方以为的那种——安排好每个工厂的原材料、生产多少数量的产品，一切都是国家计划，每个人要干什么，都是定量规定死的，所以僵硬而低效。那完全是扯淡，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垃圾。
中国真正的计划经济，是这种高效的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以及之后的对社会整体的动员力和严密的组织能力。他们在微观层面，同样是市场化的，怎么会去规定每个工厂生产多少产品？西方以为别人傻，其实自己才是真傻。
除了搞科研，凯西觉得自己能观察和参与这一场伟大的人类实验，从一个技术人员的角度，是无上的光荣。